渊哥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因为，我上面的两个哥哥都在出麻疹时死了，只有四个姐姐。我的奶奶怕我家断香火，就到三十里外的泰兴观求神拜佛后，才有了我。在我的记忆里，就只有几个姐姐在轮流带我，没听说我有哥哥。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小客人，四姐说是我的邹渊哥哥，我非常高兴。我回家后，就看到一个穿着学生服，上衣口袋上插着一只钢笔和一只牙刷的小帅哥。他主动地和我交谈，我才知道，他是我三爸的儿子。从此，我就非常喜欢渊哥，他成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偶像。

    我曾经问过我爷爷，为什么我以前很少见到我三爸？爷爷说，我家穷，没钱给三爸娶媳妇，三爸倒外乡黄家当了上门女婿，所以我很少见到他们。爷爷是做山货生意的人，一次在马松岭遇到强盗，他们一行十多个人的货全被抢走了。恰好那担货是最贵的耳子，几乎是他所有的本钱。

    以后的学前日子，我就常在渊哥家度过。渊哥带我到他读书的小学去玩，我挤坐在渊哥座位上看他读书，看他非常正确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回家后，就看渊哥画画。他画花木兰、穆桂英、高玉保、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画得非常像，我羡慕极了。后来我也读书了，也就有爱画画的习惯。

    渊哥的成绩非常好，他小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县立第一中学。在寒暑假时，渊哥就去县城附近的山上拾柴卖，以此维持他一学期的生活费。因此，这三年我们很少见面，即使他路过我家也是来去匆匆，我们的话反而少了。在睡觉时，我多想听他给我讲故事，可他总是躺下床就睡着了，即使我把他弄醒，他也只讲了几句就又睡着了。

    转眼间，时光老人就走到了公元1960年，这年是渊哥应该读高中的一年，可是，渊哥没有能读上高中，据说是因为他爸在整风运动中被划成了内右（内定的右派，不公开批斗）。

    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三爸，为什么要反党，被划成内右呢？原来，因为三爸是上门女婿，而黄家没有儿子，在生产队受人歧视。在整风运动时，工作组的人叫给党提意见，谁也不提。后来，队长就叫我三爸提。我三爸只得低着头说：“我也没有意见可提，只是在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要断粮食，只吃点菜菜和粗粮。”

    这话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在运动后期，工作组的人说他忘了本，是头脑发烧，就要给他降温。大冷的冬天，用风车对着他吹风降温，吹完后，又把他推入冬水田里去降。三爸回家后，大病一场，在家躺了十多天。人们看他可怜，而且，他的言论又够不着划右派，就给了一个内右。

    渊哥挑着行李到我家时沮丧极了，我也不再纠缠他给我讲故事。我们就跑到后山一个据说是龙眼的山包上席地而坐，我们呆坐了许久，渊哥才长叹一口气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文化，我自以为我可以成为我们邹家第一个大学生，可这个愿望实不现了，只有看你了，兄弟。”“我会努力的，哥，你放心吧！”我很自信地安慰他道。

    由于解放初期小学办得很少，渊哥启蒙很迟，到初中毕业时就已满18岁了，因此，在生产队就是一个壮劳力，什么农活都得干。一个幼弱的身体要承担强度劳动，是多么艰难，没有多久，就变得骨瘦如柴。到了冬季，队长安排渊哥犁冬水田。又冷又没力的渊哥被牛拉着在田里乱跑，情急之中，渊哥慌忙去拦牛，被犁头把脚划破一个大口，鲜血直流。在隔着一个田犁田的大叔的帮助下，才驯服了牛，可渊哥的脚却因伤口感染，在家里躺了半年。渊哥不能挣到工分，分得的粮食很少，再加上三爸是“内右”，经常被安排些没有工分的劳动。

    后来，我舅公的孙子李义知道他的处境后，把渊哥的户口牵到了我舅公生产队。舅公姓李，整个生产队几乎都姓李，渊哥才算是脱离了苦海。

    不久，在全国大扫盲时期，大办小学，渊哥是全大队惟一的初中生，就自然而然地当起了民办教师。

    渊哥已是民办教师了，似乎我们邹姓人家又有了一丝曙光。虽然民办教师待遇不高，每月只有七元钱的工资补贴，其余在每年大队结算时按一个壮劳力工分分派，但对渊哥来说，真是上了天堂，不需去干体力活，生活也过得去。所以，渊哥很爱他的民办教师工作，对校长和同事都非常好，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不久就有个姑娘爱上了渊哥，他们很快就坠入了爱河。而这姑娘却是渊哥的表妹，我舅公的孙女。舅公全家人都反对，不是说他们是近亲，农村人，表哥表妹成亲的很多，叫做亲上加亲，有人戏称为“肥水不落外人田”，而是说他太穷。表叔把我表妹关在家，不让他们相见，大表哥只要见到渊哥就要打他。

    后来，我表姐逃出家，和渊哥一道，跑到我家来躲避。我爷爷和父亲都说，现在解放了，婚姻自由，就支持他俩，同意他们在我家住。过了几天后，表姐的舅舅同意了这门婚事，他亲自来接他们回去完婚。

    渊哥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婚姻，对我表姐特别的爱，家庭和睦，过起了甜蜜的小日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大家都参加了造反派，都写“走资派”的大字报，可渊哥也不介入，认真坚守在教育阵地上，业余时间就当好贤夫良父，受到左临右舍的好评。

    一天下午，正当渊哥兴致勃勃地给学生读《毛主席的诗词》，正读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时，龙门区群专的几个人就在教室外大喊：

    “邹渊，你赶快滚出教室！”紧接着，几个人就冲进教室把一头雾水的渊哥抓出教室，手忙脚乱的捆绑起来，吓得学生直叫唤。

    吵闹声惊动了校长，校长赶过来问什么事，一个什么主任的人说：“抓大同党的，没有你的事”然后就押着渊哥走了。

    渊哥被群专的人押到龙门区革委会办公室后面的临时审讯室，一个有着女人样白皮肤的男人问道：“你参加了大同党吗？邹渊，”

    “回答刘主任，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这时，渊哥才抬头看了一下说话的人，认出他是革委会主任刘文宗，就很放心地回答说。

    “他们为什么抓你来？”主任很温和地说。

    “我不知道，主任。”渊哥很尊敬地回答。

    “是他们的民兵连长李齐仁告发的，说他们大队有一个老师参加了大同党。”群专组长很得意地说。

    “你们群专去办吧，邹渊要好好的配合！你是一个教师，懂得党的政策的。”革委会主任吩咐道。

    渊哥还未来得及回答主任的话，就被群专的几个大汉强行拖到隔壁一间小屋子里了。

    第29章  渊哥获救

    接下来就是群专组长开始审讯：

    “交出你的党证和上线人，交代了就可以回去，不交代就不要想走出这间屋子！”

    “我真的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我也不认识你说的举报我的县一中那个人，我敢向毛主席保证！”

    “闭嘴！给你一晚上考虑，明天再不交代就休怪我们群专的人不客气！”

    接着，有人又推进两个妇女，组长就叫一人把渊哥带回到隔壁临时审讯室关起来自我反省一晚，然后，那几人就去逗弄两个妇女去了。

    渊哥坐在昏暗的小屋里不知所措，冷静下来后就努力回想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总想不出哪里对不住连长大人。他虽然不像有些人那样为当一个民办教师而低三下四地去请大队干部吃喝或送礼，但并没有不尊敬他们的地方。正在这时，老婆给他送饭来了，碗底还藏了两个剥了壳的熟鸡蛋。

    在吃饭时，老婆给他说：“听连长队上的人说，连长的小舅子刚从社办初中毕业不久，想当民办教师，连长才在你的身上下手的，你干脆不当民办教师免得受这分罪算了。”

    “如果连长叫我让出民办教师来，我会马上答应，但他是不会明说的，看来，我这次是难逃厄运了。”渊哥回答说。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昨天上游大队才有一个人不承认是大同党，被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老婆边说边哭。

    “你明天叫爸去县城找安童弟弟，他认识许多造反派的人，说不定他会救我，不然，我这次真的完了。”渊哥无可奈何地说。

    于是，我第二天就在学校里看到了三爸，他慌慌张张地告诉了渊哥被抓的事。那时乡下不通客车，我找来一辆自行车，搭着三爸急急忙忙地往家赶。

    由于我戴着红为兵袖套，进到渊哥被关的小屋，居然没人阻拦我，甚至我带渊哥到饭店吃饭也没有人过问。吃饭时，我问渊哥是否真参加了大同党，如果参加了我就陪他去自首，如果没有参加，就想法逃走，免得吃眼前亏。渊哥说：“我们邹家祖辈都是穷苦人，现在日子好过了，打死我我也不会去干反党反人民的事。你放心，关键时候我有办法逃走，到时也只有到兄弟你那里躲躲。”说定之后，我陪渊哥回到了他被关押的小屋。

    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学校，总不放心。果然，没过两天，我和邹钦明外出回到学校，就听到渊哥逃到我校后被抓走的消息。我心急如焚，赶快找邹钦明帮助。邹钦明当时是县革委常委成员，他与革委会主任伍成玉的关系非常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原来，渊哥不承认是大同党党员，惹怒了群专的人，通过两天两夜的拷打，他都不承认是大同党。到第三天，群专的人就商量要强行逼迫他招认，不招就往死里打——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群专里有一个人很同情渊哥，就悄悄地告诉了他，要他招了算了，免得吃眼前亏。于是，在晚上看他的人上厕所时，渊哥逃了出去，怕群专的人追来，他只好沿着山林、小道摸黑前行。到县城五十里的路，走了一个通宵，终于找到了我的学校，可我不在学校。渊哥刚在我的床上躺下不久，就被群专的人找到。我的同学和战友们把群专的人团团围住，不准他们抓人。事情越闹越大，眼看群专的人就要招架不住了，这时，我校革委会主任拿着一张证明出现了，上面写的是：

    邹渊，系在逃的大同党反革命分子、强奸少女犯，希望贵校革委会及广大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我区群专人员缉拿该犯。

    致以战斗的革命敬礼！

    龙门区革命委员会敬。

    校革委主任肖全有把证明交给我的哥们，哥们就无话可说地让他们把人抓走了。

    当天下午，在龙门区革委会门前，拿着棍棒的愤怒的充满阶级觉悟的龙门区中小学的几百名红卫兵，正夹道迎击，他们要用棍棒与在逃的大同党分子邹渊决一死战。想致渊哥于死地的李齐仁连长也来了，还有一些关心渊哥的亲朋好友和看客也挤在队伍后面。

    在从县城回龙门区区公所的路上，在火红的三伏烈日的烧烤下，一个光着上身汗流如注的被捆绑着的汉子，正在艰难的前行，不时还被押他的三个农民轮流拖拽着，那个汉子就是我苦命的渊哥。从早晨到现在快五个小时了，他没有喝过一口水，进过一粒食，看来那些押送他的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让他活的问题。渊哥觉得全身就像被火烤着，快要爆裂了，虽然明知在劫难逃，但他还是抱着一丝幻想：也许安童弟和他的战友们马上就会追上来解救他。可眼前已经能隐约看到在区公所门前拿着棍棒的人们了，但还没有听到有人追来救他的脚步声，看来这次必死无疑了。于是，他干脆就停步不前，反正是死。几个押他的人，一看到区公所门前的人群就来劲，三个人就拖着他向区公所冲去，似乎马上就会得到革委会奖赏升官发财一样。

    这时，龙门区革委会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平时动作非常稳重的书生模样的主任刘文宗也慌忙跑去接，对面传来县革委副主任伍成玉训斥的声音：

    “是小刘吗？”

    “是，是。主任，有什么指示吗？”

    “你们抓了一个叫邹渊的老师吗？”

    “是是”

    “他是大同党吗？”

    “听说是”

    “有证据吗？”

    “目前还没有，主任。”

    “赶快给我放了，谁伤了他一根汗毛，谁就要负全部责任！其它事以后再说！”

    还未等书生模样的刘主任回答，电话就砰的一声挂了。刘文宗主任就心急火燎地跑到现场，看到那几个人正推着渊哥冲来，就对着学生高喊：

    “都给我回去读书去！在这里干吗？”

    本来就不想来的几所学校的校长，听到刘主任这句话就马上集合晒得汗流夹背的师生，准备离去，眼看人群就要散完。群专组长和李齐仁连长就跑过来阻止人群离去，可一看刘主任生气的样子，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样蔫了。于是，只得马上又回头招呼大家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等到那几个群专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拖着渊哥赶到批斗会现场时，会场已没有几个人了，打倒大同党分子邹渊的横幅大标语也已经被撕了下来。刘文宗主任还亲自给渊哥松了绑，还非常客气地说：

    “对不起！邹老师，我们搞错了。你回家好好休息吧。”

    “谢谢您！主任，”渊哥不知到会放他，就不由自主地说到。过了一会他才意识到是我的朋友帮了忙，原来他只想到有人追来救他，竟忘了现在的电话比人走得快。

    嫂子和嫂子的弟弟走上去扶住渊哥朝平时很少去的饭店走去，渊哥喝了两大碗清汤后又吃了一碗面条，这时才觉得身体是自己的，不再飘飘浮浮的了。

    渊哥终于躲过了这场劫难，但他的民办教师职位却被他们的民兵连长的小舅子代替了。

    原来，我听邹钦明说，老伍已给你们区革委主任打了电话，说保证放人，我就没有再回去关心他帮他，没有想到他的民办教师会被取代，总觉得没帮好忙，对不起渊哥似的。

    于是，我决定去看一次渊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帮他恢复他的民办教师，因为我一个同学的爸是他们公社的一位干部。我在表叔家等了许久，渊哥才收工回家。他听说我来了就兴高采烈地跑来接我，我差点没认出他来。一个又黑又瘦表情木讷，穿着一身破烂的中山服，满身是泥土的，满手是茧疤的农民站在我面前。他见到我就一个劲地说：

    “刚犁田回来，兄弟，见笑了哈！”

    “哪里话，我们俩还说这些吗？”我有些悲伤地说。

    回到他家，勤快的嫂子李芬芬把小的孩子放到地上任他玩，就带着大的孩子去煮饭，渊哥就去做他的木活。到吃饭时，我把我的想发告诉了他。他说“再也不去当民办教师了，想起来就后怕。”

    原来，我舅公是世代相传的木匠高手，他做的木活远近闻名，表叔也师承其父，做得一手绝活。渊哥已拜表叔为师，学起了木匠，利用早晚或空闲时间帮农民兄弟做些日常用具换点零用钱。嫂子也说：“就当农民好些，做点木活能找点油盐钱就可以了，想起你哥的事现在都出冷汗，不是你帮他，怕早已骨头都敲得响了”

    我又问渊哥，是否真有大同党时，渊哥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他们公社的那几个被划成大同党的人说，确有此事。还说，等到中国大同党掌权后，他们就会享受荣华富贵。

    后来，我碰到了我们龙门县立高级中学惟一的一个参加了大同党的同学时，我就迫不及待的问他大同党的事。他却神秘地说：

    “老兄，大同党的全称是中国大同党，确有此事，它和当时的中国梅花党都同受一人领导。如果你要去深究的话，当心有危险，据说那个人的官很大。”

    “我一个小百姓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追究，我只想知道是否真有此事。”

    “后来，我们县的大同党头目不是被枪毙了几个吗？还有几个被判了死缓。这些你怎么都不知道啊！老兄。”

    “那些时候，我在学校，从未听人说这事，”

    “不过我确实没有参加，是我们村参加了大同党的人，听说以后有好日子过，就帮我写了一个名字在登记簿里。但没有我的申请书，他们查不到证据就算了。不然，我还能娶妻生子，快乐地活到今天吗？”

    同学的一席话说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大同党的后台到底是多大的官，还是那些头目们用高官来欺骗群众上当的？而那些为大同党而死，或者戴着反革命大同党帽子，被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也许至今都不明白受罪是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