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我才惊奇地发觉，我在外拼搏的这些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恢复高考后，中央又给受了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右派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各自的岗位，为祖国的建设添专加瓦。许多被划成右派的人都先后被摘去“帽子”，并落实政策：回原单位工作，补发工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全国滚动放影，国人都同情右派，为右派鸣不平。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职位都交给了过去的右派。

    我们的张老师，也不例外地得到参加区上平反会的通知。

    那天，他去到区上听了平反的文件，就激动得和老右派们抱头痛哭了一场。全区十多个右派，半数是教师，特别是邻村小学的吴长鬼，激动得大唱大跳起来。末了，他还办了所有右派老师一顿招待。在举杯时，他慷慨激昂地说：“大家高兴起来吧！我们的机会来了，振作起来吧！夺回我们二十年的损失的时候到了。”

    张老师没有右派帽子了，走路倒有些不自在，总觉得头很轻，脚也很轻。一路上晃晃悠悠的，那过去的被批斗，被学生追打的往事总在面前晃动。回到家里才觉得塌实了些。这晚，他想得很多，几乎彻夜未眠。

    没过几天，小学校长刘一发亲自来请他回学校。还为他开了个小小的平反会，又吃了一顿团结饭，就算我们的张老师恢复工作了。

    学校是国家办的，只要有工资关系就行，所以，校长就叫张老师敲敲钟，再上两节体育课。这对多年不再上课的张老师来讲，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至于过去被刘校长打成右派的事也就不再计较了，何况国家还要补发一部分工资呢？而且，刘校长也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做出的决定，所以，我们的张老师非常感激刘校长。

    快满六十的张老师坚持上了一年班后，就让他的小儿子顶班当学校炊事员，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我上街时看到过他，看他身体很好，笑容满面，我真为他高兴。

    过去的地主王文也翻身了。可王文该怎样落实政策？公社党委讨论过多次，说他是右派但并没真正划成右派，只不过什么坏事都由他来开头才能打开运动局面罢了，并且他也没有工作单位，谁去恢复他的工作？谁去补发他的工资？说他是地主，可当时并没有为地主平反的政策，而且，他也不能算作地主，顶多算作地主子女。后来有个干部突然灵机一动说，过去王文当过民办教师，现在恢复他的民办教师职务不也算落实政策了吗？听到这个办法，大家都说是好办法，于是王文又当起民办教师了。可他恼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一点知识的影子。校长给他拿来的语文教材，他有一半都不认识，原来有许多都是简化字。校长又给他拿来《简化字表》，并给他讲解简化字的规律，但，要读完一篇课文比载秧打谷都累。为了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他就下决心拜所有老师为师。终于备完了一课，他又兴高采烈地像二十多年前一样走进教室。可这次一进教室就心跳，不知说什么好，脑子里一团糟，心跳加速。正下不了台时，班主任走进教室向学生介绍他，还特别介绍他是全公社惟一的大学生，还赢得学生长时间的掌声。他终于回过神来，胡乱地上完了一节课。

    这样的熬了一个星期，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怕误人子弟。于是向公社党委交了辞职报告，党委书记想了很久后才叫他回家等候通知。

    没过几天，公社福利院院长亲临他的茅舍接他到福利院上班。他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要说送他去养老，可他还不满五十岁，也许，公社党委就是想弥补王文吧。

    王文看到福利院里种植的十多亩柑橘不结果，就自费买来书籍看，然后主动要求去果园工作，剪枝、嫁接、施肥忙得一塌糊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地辛勤耕耘，原来七八年不结果的柑橘结果了。红橙橙一遍，引来多少商人，引来无数馋嘴的刚刚解决了温饱的人们。王文出名了，王文了不起，金子发光了——院内院外一遍赞扬声。果子卖了钱，老人们的生活好转了，全院上下的人都喜欢他。

    后来，我再见到王文时，他的腰好像一夜之间就直了起来，满脸微笑，幸福得要死，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人有劲就特别聪明，他开始按市场的需求改变水果的品种。红橘变为桔橙、碰柑；一个橘柑品种又变为几个品种，载上草莓、枇杷、等。

    再说我的政治启蒙老师，曾经领导过我30年的生产队长邹如石吧。

    我回家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他，他说：“小安娃回来了？发胖了，城里的生活是比我们农村安逸些啊！”

    我说：“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大爷，你现在身体好吗？”

    他叹一口气说：“就是不好了，人老了，到处都出毛病了。”

    想到他过去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农业学大寨时那用不完的力量，那摧不垮的身体，那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就思绪万千，他的很多故事就浮现在我眼前。

    那时人们的觉悟不高，出工不积极，可我们的生产队长邹如石就有办法。当打钟的社员按照时间，在打钟山上敲了出工的钟声后，很久都不见人出来时，我们的队长邹如石就用土话筒在打钟山上骂人：“我日你们的先人板板，出工像躲杀场一样在家里走不出来。你们在家里做娃娃吗？晚上干也不迟嘛！”

    说来也奇怪，一个二个的被骂得笑嘻嘻地从家里、自留地里跑了出来，有胆大的还敢和他接话，很快，人就排满了一个地。

    可走到地里干了一会后，一个个就都害了瘟似的，有的索性就站着吹牛。

    这时，我们的队长邹如石又气急败坏地大骂：“狗日些又站起干什么？你们整哪个？整生产队！整国家！你狗日的还有良心吗？有一点良心也被狗干求！”。

    这一骂，真有效，害瘟的人们伤病痊愈，奋起锄头向土地劈去，没一会工夫，整个一个几亩的地就被放翻。

    这时，我们可爱的队长就笑着说：“这才像干活路的嘛，狗日些真讨人骂。”

    我常见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抽闷烟，许久不说话，只是偶尔叹一口气。压在他肩上的胆子也确实太重了，一个人要和全生产队132个人斗，太难了。也许他在反思自己的功过，想找出一种方法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这方法是什么呢？也许他在想：把土地分给社员，让他们各人种自己的土地，看你狗日些还耍奸不？偷懒不？想到这里，他就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忘本，这是背叛！我们坚决不能走那条道路。

    我看到他那样子，真像拉着生产队农业的重车的一头老牛，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

    后来，在开队长会交流经验时，听到别的生产队长把农活包工给社员做，他回到生产队队时，也就采用他们的方法，尽量把每一项农活包给社员做。讲“记件”，可那些人很狡猾，钻空子。给棉花浇灌时，你讲“挑一担多少工分”，他挑到地里，三两下就把粪水倒到地里，管它是否均匀地分到各株棉花；你讲“浇灌一亩多少工分”，他们就不顾分量，一挑粪水能够浇灌得比过去浇灌的面积多一倍。他看到社员们的这种行为，就只得又站在田地边骂人，骂得他们一个个埋头干活，骂得自己口甘舌燥，大家又才出点力，做得好一点。可他回到家里，饭都吃不下，喝了点稀饭汤，又要开始催社员们上工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本来就很干瘦的队长邹如石，快累成一把筋了。但他不愿退出生产队长的历史舞台，他想要带领大家学大寨，带领大家走上富裕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农村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了。在包产之前，对大队干部进行换届改选。大队干部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生产队队长年龄要求在40岁以下。所以，我们的老队长邹如石在干部改选中，就被一个高中生邹明新替代了领导职务，我们可怜的队长终于得解放了。论说他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他无法面对自己几十年来坚守的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无法面对自己被领导的现实，无法容忍那个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自己面前大声讲话。因此，他几乎是不去开会，虽然只要去了，新队长总要谦虚地叫他说两句。

    很快，龙门大队也和全县同步，搞起了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并不是你想包多少就包多少，如果那样的话，劳动力强的家庭把土地都承包了，劳动力弱的不是就该喝西北风吗？所以，实际就是按人口把土地平均分给各户去承包。

    社员门做梦都没想到交给生产队28年的土地，在1982年又归还给自己耕种。但这次不是要回过去的土地，而是重新分配。

    现在他不当队长了，家里承包地土地也由儿子媳妇们去做了，没事干，在家待得难受，就一个人朝过去的打钟山走去。他似乎又有了使不完的力量，他很快就到了山顶，他放眼望去，差点气得半死。那些人在自己承包的地里锄草，干得非常起劲，连懒腰都不伸一下。过去做生产队的活路，哪有这么卖力？于是，他忍不住就又开始骂人：

    “狗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起劲得很，走社会主义道路拉都拉不出来！总有一天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尽管他这么担心社员们吃二遍苦，但社员们收获的粮食反而比在生产队时多得多，而且还不用整天在地理干活，甚至有的人不在生产队干活，跑到城市里去打工，到了春节回家拿回大把大把的钞票，一家人风风光光的过年。看到这些，老队长邹如石就骂不出口，彻底懵了，一个人呆在家里生闷气，不久就患上了肝癌。

    后来回家后不久就听说他走了，也省得他看不惯生气骂娘了。

    这次办理妻子和儿子们的农转非户口，比过去更简单了，只在公社公安人员那里领一张县公安局发的迁移证，填上姓名年龄等，再盖上公章就行了，没花一分钱，没说什么好话，一切得来太容易了，真是不可思议。拿着这朝思慕想了几十年的迁移证，我们急急忙忙的赶回家把户口上了才相信是真的。

    我的妻子和儿子们的户口解决后，我们的粮食就够吃了，不用再去粮站买议价粮，有时还会剩下些粗粮票，拿去卖给弹簧工们买面粉做馒头吃。

    户口的解决，不仅是粮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城镇居民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招工、招干就有很大的希望了，至此，我们全家才算真正意义上走进了城市。这是我们农村人一辈子的梦想，想不到这么快就实现了，我们全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

    我为这个班没做多大贡献，我的学生还没学到多少知识，也就是说，我这蜡烛还没有照亮他们，却又被他们照亮了。

    我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不用说，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教学和班级管理上了。

    后来，我班的学生成绩一路领先，学校举办的各科竞赛都是获奖最多的班级。特别是我教的数学科的竞赛，全校的前三名都被我班夺走。在全省一年一度的“缙云杯数学竞赛”中，高山县的前四名，我班夺得了第一、第二和第四名。

    到了初三年级时，我班的学生成绩，组织纪律等都已雄居高山县所在地班级之首，我们班被评为校、县级先进班级，我还被县团委授予优秀辅导员的称号。

    我们这个班终于在经过风雨之后见到了彩虹，我们班的中考也考得很好：高分人数在全县名列前茅，全县三个上省属中专的学生我班独得两名：那些年代，学生要考上一个中专就高兴得不得了，莫说省属中专了，因为只要考上中专，毕业后就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就意味着成了国家的人，端上铁饭碗了。遗憾的是，我在最后学期没有像其他班一样把后十名的差生淘汰出我班，在平均分数上就比有一个淘汰了后十名差生的班略显逊色，没有达到我民族班的那种绝对老大的风范。我都觉得有些高兴不起来，但我到县教育局开会时，教育科长说，你一个班数学上90分的人数就有15人，比我们高山一中四个班的人数都还要多三人，省属属中专都有两个，谁敢说你的教学成绩不好呢？

    我想，确实是这样，世界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这时，恰好宣传部秘书因病要退休，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却把我当成一个宝贝，他们决定调我去县委宣传部当秘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即刻就到宣传部长家拜访，可他却说我们教育局长不同意放人。我非常沮丧地回到家，我动员了我所有的关系去教育局长那里帮我做工作，但都没成功。从此，我就有了调离这个地方的打算。

    但当我在暑假把调动申请书交到县委宣传部时，县委、县政府却提出只要我不走就给我妻子解决正式工作的承诺。为了家庭，为了我妻子有一个工作，我在十年内不能调离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签字后不久，妻子就被县劳动局招工，安排在我们学校伙食堂当炊事员，工龄从当临时工的83年开始算，我的两个大学同学的妻子也一起解决，当时我们都说县政府对我们太好了，这生不好好干就对不起政府。

    招工的事情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的妻子的文化都不高，如果真要参加文化考试，可能没有一个人会过关，于是他们想到了考厨师技术，就通知国营餐厅的厨师做主考，我们的妻子们到国营餐厅各炒一份菜让厨师打分，结果都及格，我的妻子当时在学校食堂买饭耽误了时间，到考试地点时厨师想下班，就说，把招工表拿来我帮你填上就行了，你们都是做饭多年的师傅了，没问题。

    我的妻子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她能到我们这样的省重点中学工作，她会和我一起参加我们学校的教职工大会。

    对于高山县委、县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惊动了很多和我一样情况的在其它县的同学，他们纷纷跑到我家打听情况，但直到我的那些同学退休都没有能如愿以偿。

    这不仅要感谢高山县的领导，而且要感谢高考的恢复。恢复高考的前几年，我们龙门县每年有几百农家子弟走出农村上大学，然后在城里工作，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变成了城里人。

    后来就是每年一千多，现在高校扩招了，我们龙门县每年就有六七千个农家子弟考上大学，走进城市工作，成为地道的城里人。